曹征路,诞生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夜,当过兵、下过矿、写小说,曾是深圳大学教授。遗憾的是,我从来没有在校园里聆听过曹老师讲课,那时的我从不读文学作品。
第一次读完韩少功的《日夜书》,心中的火苗逐渐闪耀,开始找到文学的价值。后来负笈宁夏,从劳动人民受再教育,与曹老师相识是先读到了《学工学农二三事》,和我在乡镇干农业和民政事务得来的实践经验完全一致,后来折腾一圈,终于有幸读完了《民主课》,写得真好啊,从未想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小说还能这么写!不能这么写吗?艹!
我真的以为这是在复现作者的亲身经历,直到看到叶三虎“死而复生”化为胡治国,才产生些许质疑——不可能吧?最后看到肖明说要和孩子们一起去西部调水,心想:怎么可能这么巧,这么超前,因此才敢推断应该是虚构的吧。第二次和曹老师见面,聊起这一心路历程,曹老师颇为自得地笑道:“你也相信故事是真的吧。”我们愿意相信这些故事是真实的。
第一次见曹征路老师是2017年12月28日在广州军山酒店,曹老师应邀给老同志们讲文学,90后不想凑“老人家们”的热闹,等到散场会后到曹老师的房间和他聊到深夜。谢谢曹老师接纳。
第二次见曹老师是在深圳景蜜村,九十年代末教师分的福利房,“原来我们曾经是邻居”,曹老师一直住在这,一家人其乐融融,孩子还养了一只猫。这一次,我们好好聊了《民主课》。
“永安河,当年耗费了三个冬春组织五十万劳动力的永安河,静静地躺在那儿无声无息,河水清澈水牛慵懒,平滑的水面上只有机帆船能留下一点点痕迹……当年,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,不管新当权派还是老当权派,不管专政队员还是牛鬼蛇神,不论好派还是屁派,不管民工还是家属,全在这长达三十里的河道上挥洒过血汗,在一口锅里抡过马勺,在一起度过三个春节。是什么把大家拧在了一起,成就了好几十对夫妻?是什么让人们相亲相爱彼此帮助?是劳动啊。真的是劳动”。“贫瘠土地上的共同劳动可以带来平等,带来公正,忘记不幸。我认为那也是一种幸福。老实说我不认为资本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,在这方面我仍然坚信主义。”
“那一刻,长眼睛的一律瞪圆,长嘴巴的一律撑开,个个大惊失色,他是谁?他前庭微秃,鹰鼻杏眼,浓眉像是不小心给多刮了一刀,短了一截。特别是,是那个下巴,干脆就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架在菱形的红领章上。他?叶?三虎?这是什么意思?那时林副主席学毛选的照片正在流行,给人的印象太深了。”“叶三虎的僵局是被一次武斗打开的。”“就在这时,叶三虎突然出现在探照灯的光柱下,嘎嘎叫着的机关枪哑了。叶三虎喊:我是解放军,停止射击!静了一会,这边的扩音器喊:解放军同志让开,这里在镇压反革命,革命群众不打解放军!叶三虎喊:再打你就是反革命!又静了一会儿,像是下了大的决心,几十支枪同时响了起来。光柱下,路面扬起尘土,只看见叶三虎做了个后滚翻,然后就没影了。装甲车显然受到鼓舞,再次发动起来。这时叶三虎也不知怎么就上了车顶,转眼间那挺烧红的轻机枪就到了他受伤,枪口一掉,全都哑了。后面的干部也跟上来,一场闹剧这才收了场。叶三虎成了真正的英雄。这不仅是因为他阻止了这场流血事件,也不仅是因为他那种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勇气。那是个狂热的年代,献身并不困难,每个人每分钟都有准备。对当兵的,打心眼儿里五体投地佩服的是他那几个干净利落一气呵成的动作。那种漂亮、那种潇洒、那种威武,没有几年单兵训练的底子都摸不着。那两下子,多数人一辈子都学不会了。”
毛主席说“六亿人民尽舜尧”,既然如此,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搞,而且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?
“别以为不拿工资就不叫下放。在农民眼里你们是上边来的,在你们心里是认为自己下来了。我说我们还有同学嫁给农民了,他说那也叫下嫁农民!他说你去打听打听,有哪个农民认为你们和他们一样?你们比他们高得多,真心来落户的有几个?道别时,他欢迎我再来玩,说老毛号召学生上山下乡是很高明的,确实很高明,他不说毛主席,他说老毛。我问为什么。他说,不把自己变成农民怎么能理解农民?不理解农民怎么能理解革命?不理解革命怎么能理解中国?他说,打孙中山起,中国出了多少能人?共产党出了多少理论家?为什么别人不行就老毛行?因为老毛身上集中了两千多年中国农民造反的智慧,跟马克思一结合,他就行了!”
“他说,秘密工作就是这样,还比不得一般的地下工作,单线联系,没有档案,如果被捕就自动脱离了关系,一切责任都要独自承担。这些,都是自己当初想组织上保证过的。所以,法院宣判劳动教养时,他放弃了申诉。他说,人就是这样啊,共患难容易,同安乐很难。那些年轻人根本不会理解,认为我在污蔑共产党。他们认为共产党怎么会进帮派当流氓,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只有国民党。他们根本忘了,上海几次工人武装起义,都有帮会里的穷苦弟兄。他们认为革命就是上马杀敌,妙手著文,是光明磊落气吞山河。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,共产党是从血污里站起来的,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,是从耻辱中煎熬出来的。他们认为我这种人如果是真的,那是在给共产党丢人,抹黑,就是有也不能承认。我还有什么话说?”
“我的问题是,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革命是暴力,斗争残酷,充满血腥,但就是不愿意承认呢?因为胜利了呀,安老爹说,胜利者就要打扮自己呀,哪个胜利者都不愿意让人看到血污看到泥巴呀。他们宁愿相信我是流氓小瘪三。就是承认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,也是革命在利用小瘪三。我说,这不是很奇怪吗?共产党没有胜利的时候,一直被人家讲成匪,讲成共产公妻,连骂人都是小赤佬。现在胜利了却要洗刷自己,洗刷的逻辑还是原来的逻辑,我们不是匪,我们不是小赤佬,我们不是流氓小瘪三。这就是文化呀!安老爹说,这个文化太厉害了,它告诉人们,统治者就是要像个统治者的样子,就是要制礼作乐,就是要为尊者讳,就是要上智下愚,劳心者治人,按老规矩来,不能容忍造反,只能鼓励顺从鼓励奴才。如果承认革命就是造反,那不是鼓励人家造自己的反吗?对呀,他们就是要把革命抽象化!说你是革命人,说你是玻璃人、透明人。安老爹说,老毛伟大就伟大在这个地方,他不认为夺取政权革命就完成了,共产党就胜利了,革命还早得很。他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,要把这个文化颠倒过来,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。承认人民有造反的权利,承认统治者不是永远的天生的。人民当家作主,当权派为人民服务,不合格就撤掉你,这才叫民主呀。如果革来革去,不过还是老爷又换一副面孔,不过是扑克又换一种玩法,那又何必闹革命呢?他指着老伴说,她们家上几代人都是举人,早就是老爷了。”
“你拿什么来判别真英雄假英雄?受难!真正的大英雄,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受难者,一定是把那个时代最疑难的问题扛在了肩上,他是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,自觉自愿为大疑大难在煎熬。共产党为什么赢了国民党为什么输了?那是因为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心甘情愿去受难的人。受难,是必须付的代价,总要有人去的。”“张国焘王明这些洋学生,在上海我们就知道,不是个好鸟,我们早就在背后议论过,但他代表中央的啊,谁也不知道他后来会叛变。中央要肃反,打改组派,打AB团,大家都同意的啊,为了节约子弹,听说还是用大刀砍的。放在今天,我也理解不了,没有人会答应他们这么干。但在那个时代,斗争太残酷了,前途太渺茫了,叛徒太可恨了,谁都希望队伍更纯洁,谁都不能保证谁。那时不少党员都出现过一个奇怪的想法,求死。好像死了,才能证明自己。死,是一种境界。有一句话说,如果我们的民族是苦难,我没有理由不苦难。这就是受难啊。”“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?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自己的文化,现在的文化都还是人家的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容易,建设自己的文化很难,所以叫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准确的。老毛在这一点上既清醒又迷惘,所以他亲手建立的组织系统又要亲手把它打乱,可真乱了他又怕,又想收。一收就死,一放就乱,加上国际环境复杂多变,难啊。那什么时候才能胜利?胜利?你怎么能想到胜利?没有几起几伏,没有正面反面的教训,没有全体党员的觉悟,怎么可能谈上胜利?武装斗争留了多少血?死了多少人?有多少战死的?还有多少冤死的?最后才能谈胜利二字。我们这代人是看不到了。安老爹说,老毛是个诗人,他把革命诗化了。安老爹说,革命本来就是一本深奥的哲学诗。安老爹说,你看着吧,老毛最后也要栽在写诗上。这话怎么讲?安老爹说,太浪漫了。”
“安老爹,真是高人。”
后来,和曹老师聊社会与现实。曹老师浪漫、清醒而又痛苦,见解独到,自觉讲政治。“社会主义原教旨”们都很痛苦:现实不好理解、很难接受、回不去了,但好歹是红的。他厌恶那些鼓动学生冲在一线的理论家们,劝学生们退让,而谈到北大开除张姓医学生,他骂道:“这是在培养职业革命家。”
听说曾有人问毛主席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,他可能会怎样?”毛主席回答说:“根据我的估计,他应该有两种结局,要么识大体不说话,要么就是被关在牢里。”倘是真的,甚慰,润之懂鲁迅。
最后一次联系是2021年3月13日,我们相约以后一起去上海,向朱永嘉请教《巳申春秋》,总以为时间很多,不想竟成永别。
“如果我没有去农村插队,没有去理解农民,我也会这样想。大概这就是当初我失望的原因,对造反派,对军管会,对文化大革命,都失望。他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?达到什么目的?一片茫然。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,如果我来概括T市历史悲剧的原因,用一个字:钱。用两个字:缺钱。用多一些字:为了抓钱,就要抓权;为了抓权,就要打击异己;为了打击异己,就要借助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力量。至于使用什么口号,那都无所谓。这一切都和T市的生产方式有关。T市的经济是矿山经济,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。铜矿是埋在地下的,开采是需要井下巷道的,而巷道的建设是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。这样巷道的走向就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,也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。巷道沿着矿体走,铜资源就可以有序开采利用,但见效很慢。巷道直接从矿体走就可以迅速把铜变成钱,但损失太大。按照国家规定,井巷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铜料收入可以作为副产品,不上缴利润。这样采矿工程师刘查理就无可逃脱地成为了政治工程师。也就是说,井巷建设成为一个争夺热点,争夺的不仅是技术方案,而是经济利益,后来又演变为政治权力。”
“我发现毛主席谈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反驳。不信你自己试试。他想了一下说,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。我说,左派不是自封的。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。他说,毛主席教导我们,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。我说毛主席还教导我们,群众是真正的英雄,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。他说,可是毛主席说,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我说,但毛主席还说了,谁是历史的创造者?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……”
“几十年以后,当我再次记忆起这段插曲,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。那个真诚的年代里,我们有过多少这样的辩论?它究竟意味着什么?目的的合理,过程的艰难,道路的逼窄,情感的沉重,还有种种的不得已,都是不必要的吗?不,也许这恰恰是一堂民主课,黑板上写着:自己教育自己。”
我们都是毛润之下的蛋。斯人已逝,征路漫漫。
“今后我们的队伍里,不管死了谁,不管是炊事员,是战士,只要他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,我们都要给他送葬,开追悼会,这要成为一个制度。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。村上的人死了,开个追悼会。用这样的方法,寄托我们的哀思,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。”

涕泗横流于2022年1月1日凌晨三点